2010年5月15日，第二届中国―印度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学诚副会长出席第二届中国―印度论坛并发表演讲。内容如下：
　　历史的车轮驶入文明时代已经有五千余年了。回顾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类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三大文明体系时至今日仍深深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这三大文明体系分别是：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根基的西方文明体系、以儒家―道家文化为根基的中华文明体系和以婆罗门教―佛教为根基的印度文明体系。其中，印度文明体系由于地处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又以其文化内涵的包容性特点，在沟通、融合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方面，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纽带作用。
　　首先是宗教方面的纽带作用。起源于西亚地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汲取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基因后，成为西方宗教的典型代表。西方宗教的主要特征是一神教。在一神教的世界里，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以及整个人类，人类只有遵照神的律法，才能找到自己的光荣、安慰和满足。尽管如此，人却成不了神，人与神之间存在着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而起源于东亚地区的儒教和道教，在汲取了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基因后，成为东方宗教的典型代表。与西方一神教不同，东方宗教的主要特征是无神教。在无神教的世界里，并不存在一个能创造并主宰宇宙万物的神。宇宙万物的产生与运行，都遵循着最基本的法则，也就是至高无上的“道”。人通过修身，能够成为体悟大道的圣人，从而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起源于南亚地区的婆罗门教，在吸收佛教和耆那教的教义，并结合了印度民间信仰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今天的印度教。印度教既与西方宗教有相通之处，也与东方宗教有暗合之点。与西方宗教的相通之处在于，印度教也承认有创造世界万物乃至人类的神存在，这个神被称作“梵天”；与东方宗教的暗合之点在于，印度教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梵”，人通过修行，能够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而得解脱。佛教也承认有“梵天”等具有超人能力的天神存在，并将其吸纳成为佛教的护法神，但佛教认为宇宙并非由天神创造，天神也受宇宙法则的支配，而人不但可以通过修行成为天神，而且能够成为洞察宇宙法则并超胜于天神的圣者。
　　其次是哲学方面的纽带作用。西方哲学体系，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为源头，强调对智慧的理性追求，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然哲学和民主政治两个方向，前者强调理解自然、接近上帝；而后者则渴望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人类社会。东方哲学体系，以儒家―道家为源头，强调对道德的直觉体悟，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修身哲学和伦理政治两个方向，前者渴望认识自我、体悟大道；而后者则追求构建一个稳定、有序的人类社会。印度哲学体系，以印度教―佛教哲学为主要代表。在这个哲学体系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与东西方哲学体系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印度哲学所具有的思辨色彩，丝毫不亚于西方哲学，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各种哲学流派；印度哲学偏重体悟的特征，与中国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以至于在印度和中国，出家修道不但是常见的，而且也是受人尊敬的一种生活方式。
　　总的来说，东西方文明因其产生的地域文化背景不同而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也给两种文明之间的交融带来了困难。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极其艰难的传播过程。实际上，从唐朝开始，基督教便开始在中国出现，但因与本土信仰的巨大差异而无法融入社会主流，以至于到现在人们还习惯于把它当作洋教来看待。另外，伴随着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作为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也被输入中国。近一百年过去了，从表面上看，科学技术的应用早已在中国遍地开花，并转化成了先进的生产力，推进了社会进步，但这主要限于工程和技术层面，而在真正的科学精神和基础理论方面的探索，中国与西方还有差异。其次，民主的思想，实践证明，西方的民主模式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社会，特有的国情和文化特点决定了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必须摸索适合自身特点的社会制度。但是，法治意识的培养却是刻不容缓的时代要求。历史和现状都表明，东西方文明更深层次的交融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
　　回顾五千余年的人类文明史，有一件大事足以彪炳史册，这就是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在大约两千年前传入华夏大地，成功地融入中国社会，并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三大主流之一。不仅如此，在过去千余年的时间里，经由中华文化的辐射，佛教还进一步传入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佛教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宗教。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佛教更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与特有的适应能力，被广泛地传播到欧美等西方国家，受到越来越多西方人士的青睐。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佛教传到西方。而这个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深层次融合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实际上，这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已经或正在变成的事实。大家知道，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当时的婆罗门教已是百弊丛生。佛教在兴盛了数百年之后，反过来又为公元八世纪印度教（即新婆罗门教）的兴起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印度文明得以更新和延续。期间，佛教还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等南亚诸国，并成为当地的主要文化形态。公元元年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在随后的五六百年内，佛教与本土文化进行了充分的碰撞和融合，并最终于唐朝形成了佛教文化一枝独秀的鼎盛局面。佛教文化的繁荣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更新。具体来说，就是充实了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使其形成了影响后来中国主流社会的宋明理学；同时，也促使道教完成了从外丹学到内丹学的转型。公元六世纪佛教传入日本，以及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入我国西藏的状况也与此类似：佛教与日本的神道信仰结合，形成了特征迥异的日本佛教；与西藏的苯教结合，形成了风格独特的藏传佛教。伴随着佛教在东亚的传播，中印文化以及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佛教因此成为连接不同国家与不同民族之间友谊的桥梁。
　　不同文明之间，唯有找到共同的基因，方有走向融合的可能性。佛教历来重视个体生命的提升和觉悟，以及团体生活的伦理和秩序。在与中华文明融合的过程中，这两个方面的特质都很明显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百年来，随着西方文明全面渗入东方社会，佛教也悄无声息地走进西方社会。与适应中华文明的特点有所不同，佛教在认识外在物质世界时所表现出的深邃洞察力，以及为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而对民主制度的高度重视，使它在适应西方社会时，不但不存在文化上的障碍，而且还更展现出其圆融无碍的精神特质。实际上，佛教正以其蓬勃的生机，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生根发芽，在与本土基督教文化的对话中，正逐渐走向新的融合。可以预料的是，在促进东西方文化深入交流的进程中，佛教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10年5月15日，第二届中国―印度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学诚副会长出席第二届中国―印度论坛并发表演讲。内容如下：
　　历史的车轮驶入文明时代已经有五千余年了。回顾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类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三大文明体系时至今日仍深深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这三大文明体系分别是：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根基的西方文明体系、以儒家―道家文化为根基的中华文明体系和以婆罗门教―佛教为根基的印度文明体系。其中，印度文明体系由于地处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又以其文化内涵的包容性特点，在沟通、融合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方面，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纽带作用。
　　首先是宗教方面的纽带作用。起源于西亚地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汲取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基因后，成为西方宗教的典型代表。西方宗教的主要特征是一神教。在一神教的世界里，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以及整个人类，人类只有遵照神的律法，才能找到自己的光荣、安慰和满足。尽管如此，人却成不了神，人与神之间存在着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而起源于东亚地区的儒教和道教，在汲取了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基因后，成为东方宗教的典型代表。与西方一神教不同，东方宗教的主要特征是无神教。在无神教的世界里，并不存在一个能创造并主宰宇宙万物的神。宇宙万物的产生与运行，都遵循着最基本的法则，也就是至高无上的“道”。人通过修身，能够成为体悟大道的圣人，从而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起源于南亚地区的婆罗门教，在吸收佛教和耆那教的教义，并结合了印度民间信仰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今天的印度教。印度教既与西方宗教有相通之处，也与东方宗教有暗合之点。与西方宗教的相通之处在于，印度教也承认有创造世界万物乃至人类的神存在，这个神被称作“梵天”；与东方宗教的暗合之点在于，印度教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梵”，人通过修行，能够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而得解脱。佛教也承认有“梵天”等具有超人能力的天神存在，并将其吸纳成为佛教的护法神，但佛教认为宇宙并非由天神创造，天神也受宇宙法则的支配，而人不但可以通过修行成为天神，而且能够成为洞察宇宙法则并超胜于天神的圣者。
　　其次是哲学方面的纽带作用。西方哲学体系，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为源头，强调对智慧的理性追求，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然哲学和民主政治两个方向，前者强调理解自然、接近上帝；而后者则渴望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人类社会。东方哲学体系，以儒家―道家为源头，强调对道德的直觉体悟，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修身哲学和伦理政治两个方向，前者渴望认识自我、体悟大道；而后者则追求构建一个稳定、有序的人类社会。印度哲学体系，以印度教―佛教哲学为主要代表。在这个哲学体系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与东西方哲学体系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印度哲学所具有的思辨色彩，丝毫不亚于西方哲学，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各种哲学流派；印度哲学偏重体悟的特征，与中国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以至于在印度和中国，出家修道不但是常见的，而且也是受人尊敬的一种生活方式。
　　总的来说，东西方文明因其产生的地域文化背景不同而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也给两种文明之间的交融带来了困难。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极其艰难的传播过程。实际上，从唐朝开始，基督教便开始在中国出现，但因与本土信仰的巨大差异而无法融入社会主流，以至于到现在人们还习惯于把它当作洋教来看待。另外，伴随着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作为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也被输入中国。近一百年过去了，从表面上看，科学技术的应用早已在中国遍地开花，并转化成了先进的生产力，推进了社会进步，但这主要限于工程和技术层面，而在真正的科学精神和基础理论方面的探索，中国与西方还有差异。其次，民主的思想，实践证明，西方的民主模式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社会，特有的国情和文化特点决定了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必须摸索适合自身特点的社会制度。但是，法治意识的培养却是刻不容缓的时代要求。历史和现状都表明，东西方文明更深层次的交融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
　　回顾五千余年的人类文明史，有一件大事足以彪炳史册，这就是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在大约两千年前传入华夏大地，成功地融入中国社会，并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三大主流之一。不仅如此，在过去千余年的时间里，经由中华文化的辐射，佛教还进一步传入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佛教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宗教。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佛教更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与特有的适应能力，被广泛地传播到欧美等西方国家，受到越来越多西方人士的青睐。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佛教传到西方。而这个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深层次融合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实际上，这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已经或正在变成的事实。大家知道，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当时的婆罗门教已是百弊丛生。佛教在兴盛了数百年之后，反过来又为公元八世纪印度教（即新婆罗门教）的兴起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印度文明得以更新和延续。期间，佛教还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等南亚诸国，并成为当地的主要文化形态。公元元年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在随后的五六百年内，佛教与本土文化进行了充分的碰撞和融合，并最终于唐朝形成了佛教文化一枝独秀的鼎盛局面。佛教文化的繁荣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更新。具体来说，就是充实了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使其形成了影响后来中国主流社会的宋明理学；同时，也促使道教完成了从外丹学到内丹学的转型。公元六世纪佛教传入日本，以及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入我国西藏的状况也与此类似：佛教与日本的神道信仰结合，形成了特征迥异的日本佛教；与西藏的苯教结合，形成了风格独特的藏传佛教。伴随着佛教在东亚的传播，中印文化以及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佛教因此成为连接不同国家与不同民族之间友谊的桥梁。
　　不同文明之间，唯有找到共同的基因，方有走向融合的可能性。佛教历来重视个体生命的提升和觉悟，以及团体生活的伦理和秩序。在与中华文明融合的过程中，这两个方面的特质都很明显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百年来，随着西方文明全面渗入东方社会，佛教也悄无声息地走进西方社会。与适应中华文明的特点有所不同，佛教在认识外在物质世界时所表现出的深邃洞察力，以及为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而对民主制度的高度重视，使它在适应西方社会时，不但不存在文化上的障碍，而且还更展现出其圆融无碍的精神特质。实际上，佛教正以其蓬勃的生机，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生根发芽，在与本土基督教文化的对话中，正逐渐走向新的融合。可以预料的是，在促进东西方文化深入交流的进程中，佛教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