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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水长流 发表于: 2010-1-15 10:14:25|显示全部楼层|阅读模式

[2010年]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召开《大秦岭》座谈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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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月14日下午,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举办了《大秦岭·盛世佛音》座谈会。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刘牧之、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中东所部分研究生参加了座谈。座谈对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探索·发现》栏目近期播出的《大秦岭》系列节目作了详细探讨,对其第三集《盛世佛音》作了学术性研究,充分肯定其对长安佛教和秦岭佛教文化极具意义的宣传,体现出了陕西政府对陕西文化事业的重视和良苦用心,也体现了主管部门把陕西建设成文化产业大省的决心。在针对某些不足之处大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李利安教授在认真的观看了影片后作了评价:他说《大秦岭》第三集《盛世佛音》以其精湛的摄影艺术、音乐艺术以及播音艺术而散发出诱人的魅力。可除了这些技艺性的魅力之外,从内涵方面来看,不但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而且没有完整的体系,内容既单薄而分散,也存在大量明显的错误,如此精湛的艺术和难得的宣传机会,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实在令人惋惜。
  随后李教授对影片在取材、结构等方面的不足之处作了详细分析:
  他说《盛世佛音》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分别围绕六个人展开,依此是:王维(701-761)、鸠摩罗什(344- 413)、鉴真(688~763)、玄奘(600—664)、武则天(624-705年)、韩愈(768-824)。
  这六个人物在历史上到底是什么情况呢?王维被成为诗佛,他是一个文学家,但信仰了佛教,所以尽管是朝廷的一个官员,但经常隐居秦岭山中,作了很多富有禅机的山水诗,与秦岭关系是很密切的。鸠摩罗什是来自西域的一位佛经翻译家。其译场在长安多个地方,其中之一就是秦岭脚下的草堂寺,可以说与秦岭也是密切相关的。鉴真在长安时间不长,在长安期间也没有什么名气,后来回到扬州,之后又从扬州去了日本,名声大振,主要是中日佛教关系方面的一个代表性人物。玄奘则是一位去印度取经并翻译经典的大师。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时利用了佛教,即位后迁都洛阳,在皇帝位上对佛教也多有支持。韩愈则是因为反对佛教而出了名。那么我们再来看六个部分的逻辑关系,我们发现不但纵向上是混乱的,横向上来看,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并不是有机的。
  本片在王维的部分主要是说王维信仰佛教隐居秦岭及其诗作的情况,在王维和鸠摩罗什之间夹带了对王维时代唐代文化的发达和唐代佛教地位的说明。鸠摩罗什部分主要是讲鸠摩罗什来长安及其译经与贡献。鉴真部分主要是讲鉴真东渡的经过,其中提及唐代文化的崛起及由此引起的东亚各国的向往,这个部分还夹杂了两个访谈,但谈的内容不是鉴真以及唐代文化对东亚的吸引力,而是佛教文化的中的超越性特色。玄奘的部分相对长一些,主要内容是讲玄奘的一生经过,其中后半部分谈及唐代佛教的地位和终南山佛教的盛况。武则天部分讲武则天利用佛教登基,提及武则天对佛教传播的促进作用。在本部分的最后加了两个访谈,是关于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最后一部分关于韩愈,主要是讲韩愈谏迎佛骨的经过,结尾部分就是韩愈那首因谏迎佛骨而遭贬的伤感诗。
  在以上六个部分中,与秦岭直接相关的是第一、第二部分,即王维和鸠摩罗什。其他四个部分中的四个人物与秦岭只有很间接的关系,而他们一生的主要事迹与秦岭关系不大。那些间接的关系,除了韩愈遭贬途径秦岭作悲凉之诗外,片中对其他三人涉及秦岭的间接关系也基本没有触及,如玄奘在秦岭翻译中国历史上至今最流行的经典《心经》、鉴真传承的法脉来自发源于秦岭的南山宗、武则天很欣赏并与秦岭山中的一些高僧如法藏等多有来往等。
  在看本片中的访谈,一共20处,其中与六个人物直接相关的有12处。因为六个人物中与秦岭直接有关的只有王维和鸠摩罗什两个人,围绕王维的访谈1处,围绕鸠摩罗什的访谈3处,这4处可谓与秦岭相关,但也未解释到底有何深层次的关系,而只是因为他们在秦岭里面居住过或秦岭脚下翻译经典而已。其他8处访谈与秦岭没有直接关系,本来具有的间接关系也没有触及。除了以上12处访谈外,另外8处访谈可分为三类:一是谈整个佛教思想的特色;二是谈唐代佛教的地位;三是谈唐代文化地位与影响的。均未解释与秦岭的关系。
  其实,历史上,秦岭的佛教文化极为丰富也极为重要。不说甘肃和河南,仅从本位的立场出发看作为核心的西安地区,比较重要的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诞生于秦岭山中的律宗,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僧人出家生活的基本准则,影响至为深刻和重要;二是理论体系最为博大精深的华严思想体系诞生在秦岭山中,传承后世,在近代有复兴之势,今天在台湾有华严学会等大力弘扬,对中国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三是与秦岭密切相关的净土思想,后世中国称念“阿弥陀佛”的普及以及净土往生法门的极度盛行均与在秦岭山中修行的善导等人有直接关系,秦岭可谓中国净土宗的真正发源地;四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的三论宗也没有提及,尽管提到了奠基人鸠摩罗什和其祖庭草堂寺。
  至于秦岭与佛教文化的深层次关系,本片更是没有论及。秦岭在宋代之前,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旁边的一座大山,在影片之中并没有得到重视。
  关于影片中历史把握不准、文化定位不精确等问题李教授分析如下:
  1、“在蓝田县秦岭深处,有一条静谧幽深的山谷,名叫辋川”,辋川位于秦岭北麓,进山不远处,严格讲并不能说是在秦岭深处。
  2、“远在1400多年前的唐代” 唐朝建立于618年,距今英爱是进1400年,而不是1400多年。
  3、“王维的母亲是一位对佛教有着虔诚态度的人。就是因为曾经梦见了印度一位著名居士维摩诘,于是便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字号摩诘。”王维的字应该是王维长大后自己取的。
  4、“就在长大成人的王维官至尚书右丞,万人垂涎的仕途前景一片光明之际,这位名震诗坛的大诗人却辞官远去,沉醉于秦岭的山光水色之中,每日里悠闲自得的王维谈禅赋诗,礼佛作画,过起了超然尘世的隐居生活。”王维尚书右丞之后是半官半隐,不能说是“辞官”,何况已经到了垂老之年,身心疲惫,第二年就去世了,也不能说是“前途一片光明之际”。
  5、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先生说,王维隐居辋川不同与终南捷径,他更多的还是热爱自然,感受自然,在自然之中能够体悟到人生和自然的融合为一。热爱自然,追求和个人与自然的融和为一,这是道家最典型的思想。王维信仰佛教,他隐居终南山的主要意图还是远离尘世纷扰,一心修行佛道。
  6、王维一生曾四次出家隐居,其中就有三次选择了秦岭。做尚书右丞的时候,他甚至还在家里供养着僧侣,平日茹素,不着彩衣,居室当中,只有茶铛、药臼、经案、绳床,此外一无所有,完全过着禅僧一般的生活。出家是指当和尚,王维始终没有。“完全”过着禅僧一般的生活也有些言过其实,用“几乎过着”就比较恰当了。
  7、“公元八世纪中后期的盛唐,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巨星荟萃并且交相辉映的时期。就在王维沉迷于秦岭山水,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超然尘世的诗佛形象的时候,潇洒飘逸的一代诗仙李白正在盛唐大地上四处放歌游走;悲天悯人的诗圣杜甫也沿着秦岭山路踽踽西行,朝着他诗歌创作的巅峰而去;大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画家吴道子、阎立本,此时也在用他们千古不朽的笔墨,共同塑造着大唐盛世空前绝后的艺术精神。” 这其中阎立本(约601~673)是7世纪人,吴道子主要生活在8世纪前期。柳公权(778年-865年)则主要是9世纪前期的人。
  8、“佛教是在大唐帝国立国五百多年前的东汉时期来到中国的”。传统的中国佛教认为佛教是东汉传来中国的,可是当代学术界和佛教界基本一致的看法是佛教至少在西汉末年,也就是公元前2年就传入中国,而传入的地点就应该是在长安。为此,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佛教协会在1998年举行了大规模的中国佛教2000年纪念活动。东汉传入说对应的是洛阳。
  9、“1600多年前就坐落在这里的寺院──草堂寺,寺院虽小,气度不凡”。草堂寺当时叫大寺,规模极大。即使从今天的面积来看,在汉地来讲,草堂寺也绝对不是小寺院。
  10、“鸠摩罗什生活在公元4世纪,原籍天竺,生于西域古龟兹国。”鸠摩罗什一生的黄金时代也就是真正开始有建树的时代是从5世纪开始。说鸠摩罗什出生于4世纪还可以,说鸠摩罗什生活在4世纪至少也是不完整的。
  11、“鸠摩罗什七岁出家,二十岁受戒,三十岁开始讲经。”鸠摩罗什7岁出家后,随机到印度求学,在二十岁首届之前业已在西域沙勒、龟兹等国讲经,“四远学宗莫之能抗”,“听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也”,落实由此威名远播。
  12、鸠摩罗什来到长安的那年51岁。据《高僧传》记载:“什死年月,诸记不同,或云弘始七年(405年),或云八年(406年),或云十一(409年)。寻七与十一,字或讹误,而译经录中,犹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无以正焉。”如以弘始十一年计,则罗什卒于409年。然而鸠摩罗什亲授弟子僧肇所作《鸠摩罗什法师诔》中说:“(罗什)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五日薨于大寺。”僧肇师事罗什,为什门高足,所作诔文似较可信。如以诔文为准,则罗什卒于癸丑之年(413年)。终年七十岁,则生年应是344年。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看法。解释词下面就说道罗什在长安十二年,可见也是采用了这种说法。以此来看,罗什来长安应该是57岁。
  13、“姚兴专为鸠摩罗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立经书翻译场院,并派僧侣三千,协助鸠摩罗什工作”。“国立经书翻译场院”这个名称历史上没有,现在学术界和佛教界也没有这样叫的。“国立译场”是比较简单而且常见的称呼。另外,三千僧人也不是后秦皇帝姚兴派的,而是全国各地慕名而自发前来的,而且这么多人大部分还是前来学习并修行的,而不是协助罗什译经的,译经哪需要这么多人啊。当然历史上也有“三千弟子共译经”的说法,但那只是一种文学的夸张而已。
  14、鸠摩罗什翻译佛经94部,共425卷,总计300多万字。这个数字是历史上比较晚起的一种说法,是不可靠的。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所载,罗什共译经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这是比较可信的,尽管略有遗漏(约四、五部)。后来《历代三宝记》记载罗什一生译经97部、425卷。《大唐内典录》依循《三宝记》著录罗什译经98部、425卷,所收与《历代三宝纪》基本相同,经典次序略有调整。《开元录》著录罗什一生译经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历代三宝记》错误极多,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其记载的数字极不可靠,目前学术界没有采用这个说法的。
  15、鉴真与秦岭基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在长安求学并在实际寺受戒,后来就回到扬州,由扬州再去了日本。在长安期间没有明确记载将其和秦岭联系起来。
  16、“与其他佛塔不同,唐高宗李治建造大雁塔的目的,除了供奉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像、舍利和佛教经典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以大雁塔庞大而华丽的身躯向前来长安朝拜、进贡的各国使臣展示大唐帝国的国威。“显示大唐国威是玄奘在建造大雁塔的申请中所罗列的三个目的之一,主要是促使皇帝批准的一种手段而已,既不是玄奘的主要目的,更不是唐高宗本人的想法。何况唐高宗面对玄奘的申请,他主张简朴而为,并没有批准玄奘原来申请的那个高达30丈全部使用石头的庞大设计方案,而是批准建造了一个改用砖土建造、只有5层18丈的塔,既不能和前朝的一些佛塔相比,也不如此后唐朝建造的一些佛塔的规模。如此前隋代建立的大庄严寺和大总持寺塔均高达33丈,此后武则天建的小雁塔高达30丈。此塔也是到了武则天时代,才大规模重修,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17、秦岭的深沉博大给玄奘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多年以后,当玄奘再一次面对这座山脉时,他敬仰有加地称秦岭为“众山之祖”。玄奘是否曾经称秦岭为“众山之祖”是大可怀疑的。
  18、唐太宗下诏成立国立译经院,由朝廷出资供养,召集全国各地寺庙高僧聚集长安,协助玄奘翻译佛经,并封玄奘为“三藏法师”。“三藏法师”是早已出现的对精通佛教经、律、论三藏并从事译经事业的人的尊称,此前很多译经大家都被称为三藏法师了,如鸠摩罗什、真谛等等。说唐太宗封玄奘为“三藏法师”是历史上小说家的演义而已,甚为可笑,如《取经诗话》以及后来集大成的《西游记》都是这样说的。
  19、“唐太宗同时嘱托玄奘把自己在印度学佛十七年的所见所闻记录成书,以供国人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在这种背景下,就有了由玄奘率众完成并且千年流传的巨著《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口述、辩机笔录而成的,好像不能用“率众完成”来表述。
  20、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芮传明说,“《大唐西域记》除了对佛教的贡献,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以外,其实对印度,印度历史跟对印度的佛教、佛教史,贡献相对说来可能更大,为什么这样说,比如说它里面记了一个释迦牟尼佛,就是释迦牟尼,就是佛祖,就是佛教的创始人,他的生辰年份确定下来了,而这对于印度来说实在是一个大功德。”《大唐西域记》是否对印度佛教史的贡献更大姑且不论,且说释迦牟尼诞生年代的记载,应该是没有的。关于释迦牟尼生卒年代问题,历史上留下的资料最重要的是阿育王铭文资料(约公元前495—488年之间佛灭)、巴利文《大史》和《岛史》(约公元前544年佛灭)、汉文资料主要是佛陀跋陀罗的“众圣点记”(《出三藏记集》卷11、《历代三宝记》卷11)(公元前486年佛灭)。
  21、“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接受玄奘请求,亲自为玄奘主持翻译的佛教经典《瑜伽师地论》撰写序言,这就是在其后为大唐文明带来无限荣光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大唐三藏圣教序》准确地说应该是为佛教文明而非大唐文明带来了无限荣光。
  22、“玄奘到了晚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唐高宗为他建造的大慈恩寺内翻译佛经。”玄奘晚年应该是在玉华宫翻译佛经,尤其是600卷的《大般若经》就是在这里完成的。玄奘也是在玉华宫去世的。另外,大慈恩寺也不是唐高宗给玄奘建立的,而是高宗在太子的时候给其去世的母亲文德皇后建立的。寺内的翻经院则主要是高宗建立让玄奘翻译经典的。
  23、“一代佛学大师玄奘,在翻译完成他从印度带回的600余卷佛教经典之后,溘然长逝。”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经典520夹657部157部,共翻译出75部,总1335卷。估计是作者曾经看到或听到,玄奘在去世前翻译了一部部头最大的经即600卷的《大般若经》,但这里的表述却是在总结玄奘一生的译经。
  24、“玄奘曾经嘱托弟子,去世后把他葬在能看到‘万山之祖’的秦岭脚下。唐高宗根据他的遗愿,将玄奘遗骨安葬在秦岭山区的白鹿原,后来又改葬紧依秦岭的少游塬兴教寺。”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玄奘临终前只是嘱咐“择山涧僻静处安置,勿近宫寺;不净之身宜须避远”,没有说秦岭脚下;二是白鹿原也不在秦岭山区;三是兴教寺在少陵原而不是少游原。
  25、“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登基。有谁知道,为了这一天,武则天苦苦等候了三十年。”向前推30年是660年,不知道为何这个年代被视为武则天等待称帝的起点时间。
  26、“在秦岭山中感业寺度过三年时光的女皇”,感业寺在长安城,今天西安北郊的感业寺小学,而不是在秦岭山中。
  27、《圣教序》后来被以多种书体书写刻碑,最著名的有两种:一是唐永徽四年(653)褚遂良所书的圣教序,竖立于大慈恩寺内大雁塔初层内,所以又称《慈恩寺圣教序》。该碑石最能代表褚遂良楷书风格的作品,成为后世正楷之圭臬。二是长安弘福寺僧人怀仁集王羲之的行书,历经24年,形成《集字圣教序》,唐咸亨三年(672)十二月立碑。行书。又称“千金碑”,现藏西安碑林。只字不提大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圣教序》似有不妥。
  28、“唐代佛教这时已经在对印度佛教全面梳理、系统诠释的基础之上,同时高度融合了中国本土的文化精神,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国佛学体系,而这一切,又通过丝绸之路向外广泛传播,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秦岭》座谈会在西北大学召开,刘牧之发表高见。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的《大秦岭·盛世佛音》座谈会在西北大学召开,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以及西安部分文化界人士参加了本次座谈会。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主持了本次座谈会。 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刘牧之先生在发言中认为,《大秦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必将对宣传陕西文化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其中也有很多地方有明显的失误,从热爱《大秦岭》的角度来看,挑一挑毛病也是有好处的。他在发言中指出《大秦岭》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字幕中出现错别字。例如,第三集中,蓝田猿人的发现地“公王岭”,错为“公亡岭”;第一集中,战国七雄中的“魏”国错为“卫”国;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姓名误为“赵仆初”。
   二、地名与方位的错误。例如,白鹿原在秦岭山外,不在“秦岭山区”,感业寺也不在“秦岭山中” 。玄奘法师后迁葬于樊川 “少陵原”畔的兴教寺,紧依秦岭的少游塬兴教寺。”第二集中,同期声说,褒斜道的褒河流入渭河,斜河流入汉水。完全说反了。还有一位专家说印度过去翻译为“元”(音)毒,字幕为“身毒”。彼此不对应。
   三、某些概念和说法不精细。例如,第三集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允吉同期声:“但是现在看起来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成就最高的作品,还是他隐居辋川以后,特别是写的叫《辋川集》20首。”这里对《辋川集》交代不清,给人造成《辋川集》仅仅是王维一个人的二十首诗的错觉。《辋川集》实为二人合集。天宝三载至十五载之间,王维常居辋川,和友人裴迪赋诗唱和,为辋川二十景各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共得四十篇,结成《辋川集》,第三集,解说词,公元819年正月,“被誉为‘百代文宗’的文学大家、吏部郎韩愈,却情绪低沉,无奈与绝望笼罩心头。”韩愈谏迎佛骨时,还没有做“吏部侍郎”。据史书记载,韩愈因此被贬潮州刺史后,同年冬,改判袁州刺史,后召拜国子祭酒,转礼部侍郎。
  四、常识性错误。例如第三集中的解说词说:“就在鸠摩罗什圆寂200年后的公元618年,大唐帝国的建立使得经历四百年分裂与战乱的中国,再一次迎来了和平统一的曙光。”唐的统一不是“和平统一”; 经历四百年分裂与战乱的中国也不是唐统一的,唐的建立更不是“曙光”,在此之前,隋已经统一过全国了。再例如,第二集,解说词:公元263年,曹操离开汉中54年后,曹魏大军兵分三路,攻入成都,前后持续465年的大汉王朝,彻底灭亡。公元220年,曹丕建魏,东汉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怎么把和魏蜀吴并立的地方政权蜀汉也算到“大汉王朝”里面?何况,西汉和东汉之间还夹着一个王莽的“新”, 怎么是“前后持续465年的大汉王朝”?第三集,解说词中讲到,高僧怀仁和尚集王羲之的字来对应李世民的文章过程中,奏请朝廷昭示天下,谁能献出碑文中急需的一个字,赏一千金,说,“这就是成语‘一字千金’的典故。”成语典故“一字千金”,最早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召集门客著《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这里可以说:“后来此碑的拓本被称为‘千金贴’”稳妥些。   五、选材上新瓶装老酒,缺乏创新,并且有严重缺失。八集系列片中竟然没有给五岳之一的“华山”足够分量的篇幅。以华山的重要性,华山的风光和人文特色,单独做为一集,都不过分。
  六、思想上忽视儒文化,甚至贬低儒教。 例如,整个八集系列片没有提及张载、冯从吾等关学。 再如,第三集,片尾,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王雷泉的同期声,所讲韩愈遇见大颠禅师那段儿本来就是“据说”,不怎么可靠,并且带有明显的扬佛抑儒的倾向。细读《谏迎佛骨表》,韩愈反对佛教,并不是对佛教的教理、教义茫然无知的无的之谈。韩愈和僧人有交往,他的的诗一直就受着佛教的影响,并不仅仅是“晚年的作品,里面有大量佛教的影响。”更不是遇见大颠和尚后才“触动很大”。 “他到晚年还是偏重于佛教学的影响”这个结论也缺乏根据。其实,韩愈年仅五十五、六,就因“进补”而亡,晚年受道教的影响更大。
  七、好大喜大,因为一味地追求“大”,措辞失于客观,恐惹外省人见笑。例如,第三集中一专家说鸠摩罗什是对中国佛教贡献最大的一个人,因为中国佛教几大宗派的主要思想都是鸠摩罗什翻译过来的。事实上,华严宗特别是唯识宗的学说鸠摩罗什很少介绍或者根本没有介绍,净土宗、律宗也不是鸠摩罗什的兴趣所在,后世最流行的禅宗也不是主要来自就鸠摩罗什的翻译,而是《大乘起信论》以及慧能的《坛经》等一代又一代祖师们的大胆创新,鸠摩罗什主要是翻译三论宗的学说。解释词中还有说唐代的佛教“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事实上只是对东亚的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产生了影响,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基本没有或者也很少很弱。解释词中说武则天时,“长安城内早已是佛学鼎盛,国人几乎到了无学不佛的地步。” “无学不佛”这个词用得也太“大”,很失当。
  八、因为爱,便想当然的主观臆想。第三集,解说词,“位于关中平原的历代帝王陵墓,几乎都选择了与秦岭隔水相望的形制。说,因为源头联在遥远的昆仑山,所以秦岭山脉就成为建都关中平原历代帝王的龙脉。” 秦岭山脉成为建都关中平原历代帝王的龙脉,这一说法不知从何而来。既然秦岭是“龙脉”,建都关中的历代帝王为什么不直接把陵墓建在秦岭上?其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用“中国古老风水学”解释,秦岭北麓并不是什么风水宝地。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和咸阳相反,秦岭和渭水之间为“咸阴”之地,历代帝王自然不会选择那里做为自己的陵寝之地。如果非要选择葬在秦岭,南麓才是所谓的“风水宝地”。因为要翻山越岭,所以无奈,才选择了和秦岭“隔水相望”的“咸阳”之地渭北。  出处:中国佛学网

座谈会现场座谈会现场


李利安教授李利安教授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刘牧之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刘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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