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作为虚云法师的法子，解放前您一直随侍在法师身边，您觉得当时的佛教教育方式（师徒授受）与现代教育相比有什么差异？
　　传印长老：1954年我从东北到云居山，正值虚老恢复道场，自1956年春我得以随侍，是他的最后一任侍者，直到1959年9月虚老圆寂。1957年我有幸得到虚老的沩仰宗第九代法脉传授。
　　虚老，号幻游老人，一生艰苦朴素，以苦行为主，坚持农禅并重的家风；每天早晚坐禅，冬腊举行禅七，虚老临堂讲开示，大众颇得受用。虚老尤其注重对年轻一代的培养，在所住持的寺院都兴办有一定范围的佛学班，如鼓山律学院、云居山教理班等，规模三十人、二十人、乃至五、六人不等。在云居山，1956年，虚老邀请了四川海灯法师来寺讲经，连当时最忙的农活也停了下来。他说虽然劳动也是禅，但是对初学者来说，应该从教起修，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他把寺院中所有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半脱产读书，由海灯法师任教，从《四分律比丘戒本》开始背诵，然后是《遗教三经》、《楞严经》（十卷）、《法华经》（七卷）、天台《教观纲宗》，背完后再请法师讲解。当时的学习可以说是一门深入，专门学习佛学，其他学科基本没有；现代教育则不同，基础学科很多，可以说所有世间法的学科都要涉及，外语、历史、哲学都是佛学院的重点学科。现代僧伽教育的任务较之过去要艰巨得多。
　　记者：作为50年代中国佛学院的第一届学员，你认为近半个世纪来以中国佛学院为代表的佛学院教育发生过哪些变化？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传印长老：中国佛学院成立于1956年，当时我正随侍在虚老身边。1959年虚老圆寂后，我于第二年进入中国佛学院学习。当时入学是免试的，主要由各盛地、市、县寺院推荐，由宗教局、统战部批准，“文革”以前都是采取这种形式。佛学院入学后，主要任务是政治思想的学习和佛教教义教理的学习。通过对《毛泽东选集》，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的学习，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也感受到佛教真理的伟大，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实践来检验真理的正确性，这与佛教注重对客观实际的分析是不谋而合的。
　　自1958至1980年的二十二年间，佛教界没有举行过传戒活动，这对于佛教的住持，影响是严重的，佛教的命脉几乎因之而断绝。1978年起已故会长赵朴老积极筹划，准备恢复中国佛学院，当时人们的思想并不象现在这样开放，人们想干却不敢说。于是赵朴老先以恢复佛教文物馆的名义恢复了法源寺，然后再向中央请示恢复中国佛学院，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刚刚恢复那阵子，一切都是白手起家，确实很不容易。在赵朴老和正果法师领导下，1980年12月在北京广济寺，为中国佛学院新入学学僧举行了传戒法会。与1956～1966年不同的是，恢复以后的招生几乎是直接面向社会的，所以特别强调佛教信仰；同时一改过去的免试推荐入学而要求通过考试入学，考试科目除佛学外，增加了历史、地理、外语，这些科目的试题都是参照当年大学考试试题而出的。因此可以说近半个世纪来的佛学院教育最大的变化就是由强调“思想改造”到强调“宗教信仰”，这也是从极左路线恢复到正常状态的一大变化。
　　要说这几年的经验教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佛学院教育一定要强调佛教信仰，这是不可动摇的最基本要求。信仰还必须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弘一大师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发现佛教真理后，便义无反顾地投向了真理，并进而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圆满真理。一句话：三宝命脉必须从正信开始。只要具足对三宝的正信，或僧或俗，都能为佛教作出应有的贡献。
　　记者：作为“文革”后第一批送往日本留学的学生，您认为我们应该向日本佛教学些什么？不少人羡慕日本的学修方式，主张采用日本的教育模式，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传印长老：我到日本留学应该说是时代促成的，就个人而言，我感到非常荣幸。通过几年的学习，觉得很有收益。在开阔眼界的同时，让我了解了日本佛教大学的教育情况，回来办教育时也就心里有了数。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佛教的根在中国，我们的出家人与日本的继承宗门不同，“文革”后，出家青年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其中不乏大学学历以上的人。他们有夙根，具有正知正信。
　　日本佛教是宗门子弟传承，后代负有继承上辈事业的责任，所以必须接受宗门教育获得僧侣资格认证。目前，除了鉴真大师南山律那一派以外，其他各派都有妻室、都可以吃荤，从事各种社会工作。但是他们的教育制度确实了不起，僧侣资格的晋升、认证都必须依靠教育和布教教化的成就方能取得。僧侣的资格首先是“律师”；隔几年有了一定的成绩再晋升为“少僧都”；等到有了论文及经济实力可以晋升为“僧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及其对本宗派贡献的增多，才能晋升为“僧正”；最高一级为“大僧正”。这样的晋升次序完全是依靠本人的资历和才能。
　　我们向日本学习，主要学习他们的教育方法。日本的教育是从小抓起的，他们把这种教育称为“身美”，即附属于身体的东西，主要是言行举止的文明礼貌教育，这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日本人好学、敬业、尊师，这也是我们中国的好传统，值得重视和发扬。另外他们对于文物的重视和保护以及寺院管理、庭园绿化，也是值得学习的。
　　至于日本的佛教教育，我们的国情与他们不同，所以有些地方不能照搬，必须发扬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住持“三宝”。严格意义上说，日本佛教的佛、法、僧三宝特别是僧侣，只能是属于日本自己的形式。中国佛教史通家牧田谛亮先生在佛教大学讲课时说，日本僧侣参加世界佛教徒大会时，曾经发生过不让他们坐在出家席上的事情。假如我们照搬日本的佛教模式，那肯定是行不通的。再加上我们不具备完整的教育制度，那中国的佛教岂不是全灭亡了？因此我们现在只能参考和借鉴他们在佛教教育方面的某些经验，以帮助我们不断改进教育制度和教学方式。
　　记者：全国佛学院遍地开花，但质量高的极少，今后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在佛学院中应如何处理学与修的关系？师资队伍的薄弱和不稳定是目前佛学院面临的主要问题，请您谈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传印长老：应该肯定遍地开花是好事，质量不高的问题慢慢再解决。回顾1980年以前我们的佛教受到冲击，现在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佛教，才会呈现遍地开花的气象，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不可能一开头就有很高的要求。要说质量不高，这也很正常。因为我们的师资力量不够，尤其是佛学老师奇缺，其他学科的老师可以到社会上聘请，佛学老师则必须靠自己培养。身教重于言教，古语云：“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佛学老师不仅要有自己的学养，而且还必须有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都需要一定的年月，逐步提高，我本人也不例外。
　　学与修密不可分，学就是修，修就是学，如目、足并进，不可缺一。学是般若，是眼睛，修是施戒忍进禅诸法门，如足。光有眼睛，不肯走也不行；光有足没有眼睛，只能是盲修瞎炼。佛学院刚恢复时，曾经提出过“学修并重，以学为主”的口号，后来发现这样实际上是把学与修对立起来，是不对的，五届佛代会上，又重新提出了“学修并重，教书育人”的要求，从而强调了信仰、修持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
　　佛学院师资不稳定的问题非常突出，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大环境的影响。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建立佛教教育法规，建立稳定的教师队伍。以我愚见，我们应该参照国家的教育制度，制定出一套自己的教学大纲和计划，实行严格的教师资格审定、考评晋级制度。
　　我从日本回来后，很有信心，认为我们佛学院的教育在佛学上比国际同等院校水准是不差的，甚至或有超过。我们的佛学课程设置是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但是日本的基础学科比我们要扎实一些。因此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法规，规范佛教教育，关心师资队伍的巩固和发展。全国性的高级佛学院至少要有四、五所，这些佛学院的经费由全国统筹（上海、福建在这方面是有条件的）。中国佛学院目前在经费上的困难与培养人才的迫切需要就是一对尖锐的矛盾。
　　记者：目前的佛学院教育不被社会所承认，佛教界应如何争取被社会承认，如何使佛教教育更符合社会的需要？
　　传印长老：法从缘起，佛教教育要得到社会承认只能慢慢来，目前的佛学院教育既有一定的自主性，又有很大的随意性，今后应注意发挥自主性的积极作用，克服随意性的消极作用。佛学院是否得到社会承认并不是主要问题，事实证明社会是需要我们的，而且需求量还很大，尤其是在家居士中要求学佛的人日渐增多，凭我们现在的佛教院校实力根本满足不了。因此，我们应在国家政策允许下，依法努力办学。盛市佛协及各大寺院，有条件的，应多办短期的居士佛教学习班。
　　记者：如何确立佛学院的培养目标？能否请您对新世纪的佛教教育作些展望？
　　传印长老：早在80年代中期，在国务院宗教局（今国家宗教局）领导下，由中国佛教协会主持召开的汉语系佛教教育座谈会上，就已经确立了佛学院的培养目标，即全国实行初（寺庙）、中（各地佛协、大寺庙）、高（中国佛协）三级教学体制；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爱国爱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相当佛教学识具有较高造诣的僧青年队伍，并使他们逐渐成长为寺院管理、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往的栋梁之才。
　　新世纪的佛教大有可为。面对着改革开放的汹涌潮流，佛教应迎头赶上，积极吸纳高科技成果为弘扬佛法服务。要创办佛教大学，办一所还远远不够，日本有那么多佛教大学，我们中国至少要办两到三所，否则与我们泱泱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
　　我的设想是，西藏要有两所、云南一所、汉语系三所。同时新世纪的佛教教育应广开大门，不能将培养对象仅仅局限在出家青年，应根据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注意吸纳社会青年参加，以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到佛教教育，从而实现"净化人心，庄严世界"的理想，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记者：作为虚云法师的法子，解放前您一直随侍在法师身边，您觉得当时的佛教教育方式（师徒授受）与现代教育相比有什么差异？
　　传印长老：1954年我从东北到云居山，正值虚老恢复道场，自1956年春我得以随侍，是他的最后一任侍者，直到1959年9月虚老圆寂。1957年我有幸得到虚老的沩仰宗第九代法脉传授。
　　虚老，号幻游老人，一生艰苦朴素，以苦行为主，坚持农禅并重的家风；每天早晚坐禅，冬腊举行禅七，虚老临堂讲开示，大众颇得受用。虚老尤其注重对年轻一代的培养，在所住持的寺院都兴办有一定范围的佛学班，如鼓山律学院、云居山教理班等，规模三十人、二十人、乃至五、六人不等。在云居山，1956年，虚老邀请了四川海灯法师来寺讲经，连当时最忙的农活也停了下来。他说虽然劳动也是禅，但是对初学者来说，应该从教起修，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他把寺院中所有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半脱产读书，由海灯法师任教，从《四分律比丘戒本》开始背诵，然后是《遗教三经》、《楞严经》（十卷）、《法华经》（七卷）、天台《教观纲宗》，背完后再请法师讲解。当时的学习可以说是一门深入，专门学习佛学，其他学科基本没有；现代教育则不同，基础学科很多，可以说所有世间法的学科都要涉及，外语、历史、哲学都是佛学院的重点学科。现代僧伽教育的任务较之过去要艰巨得多。
　　记者：作为50年代中国佛学院的第一届学员，你认为近半个世纪来以中国佛学院为代表的佛学院教育发生过哪些变化？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传印长老：中国佛学院成立于1956年，当时我正随侍在虚老身边。1959年虚老圆寂后，我于第二年进入中国佛学院学习。当时入学是免试的，主要由各盛地、市、县寺院推荐，由宗教局、统战部批准，“文革”以前都是采取这种形式。佛学院入学后，主要任务是政治思想的学习和佛教教义教理的学习。通过对《毛泽东选集》，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的学习，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也感受到佛教真理的伟大，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实践来检验真理的正确性，这与佛教注重对客观实际的分析是不谋而合的。
　　自1958至1980年的二十二年间，佛教界没有举行过传戒活动，这对于佛教的住持，影响是严重的，佛教的命脉几乎因之而断绝。1978年起已故会长赵朴老积极筹划，准备恢复中国佛学院，当时人们的思想并不象现在这样开放，人们想干却不敢说。于是赵朴老先以恢复佛教文物馆的名义恢复了法源寺，然后再向中央请示恢复中国佛学院，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刚刚恢复那阵子，一切都是白手起家，确实很不容易。在赵朴老和正果法师领导下，1980年12月在北京广济寺，为中国佛学院新入学学僧举行了传戒法会。与1956～1966年不同的是，恢复以后的招生几乎是直接面向社会的，所以特别强调佛教信仰；同时一改过去的免试推荐入学而要求通过考试入学，考试科目除佛学外，增加了历史、地理、外语，这些科目的试题都是参照当年大学考试试题而出的。因此可以说近半个世纪来的佛学院教育最大的变化就是由强调“思想改造”到强调“宗教信仰”，这也是从极左路线恢复到正常状态的一大变化。
　　要说这几年的经验教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佛学院教育一定要强调佛教信仰，这是不可动摇的最基本要求。信仰还必须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弘一大师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发现佛教真理后，便义无反顾地投向了真理，并进而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圆满真理。一句话：三宝命脉必须从正信开始。只要具足对三宝的正信，或僧或俗，都能为佛教作出应有的贡献。
　　记者：作为“文革”后第一批送往日本留学的学生，您认为我们应该向日本佛教学些什么？不少人羡慕日本的学修方式，主张采用日本的教育模式，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传印长老：我到日本留学应该说是时代促成的，就个人而言，我感到非常荣幸。通过几年的学习，觉得很有收益。在开阔眼界的同时，让我了解了日本佛教大学的教育情况，回来办教育时也就心里有了数。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佛教的根在中国，我们的出家人与日本的继承宗门不同，“文革”后，出家青年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其中不乏大学学历以上的人。他们有夙根，具有正知正信。
　　日本佛教是宗门子弟传承，后代负有继承上辈事业的责任，所以必须接受宗门教育获得僧侣资格认证。目前，除了鉴真大师南山律那一派以外，其他各派都有妻室、都可以吃荤，从事各种社会工作。但是他们的教育制度确实了不起，僧侣资格的晋升、认证都必须依靠教育和布教教化的成就方能取得。僧侣的资格首先是“律师”；隔几年有了一定的成绩再晋升为“少僧都”；等到有了论文及经济实力可以晋升为“僧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及其对本宗派贡献的增多，才能晋升为“僧正”；最高一级为“大僧正”。这样的晋升次序完全是依靠本人的资历和才能。
　　我们向日本学习，主要学习他们的教育方法。日本的教育是从小抓起的，他们把这种教育称为“身美”，即附属于身体的东西，主要是言行举止的文明礼貌教育，这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日本人好学、敬业、尊师，这也是我们中国的好传统，值得重视和发扬。另外他们对于文物的重视和保护以及寺院管理、庭园绿化，也是值得学习的。
　　至于日本的佛教教育，我们的国情与他们不同，所以有些地方不能照搬，必须发扬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住持“三宝”。严格意义上说，日本佛教的佛、法、僧三宝特别是僧侣，只能是属于日本自己的形式。中国佛教史通家牧田谛亮先生在佛教大学讲课时说，日本僧侣参加世界佛教徒大会时，曾经发生过不让他们坐在出家席上的事情。假如我们照搬日本的佛教模式，那肯定是行不通的。再加上我们不具备完整的教育制度，那中国的佛教岂不是全灭亡了？因此我们现在只能参考和借鉴他们在佛教教育方面的某些经验，以帮助我们不断改进教育制度和教学方式。
　　记者：全国佛学院遍地开花，但质量高的极少，今后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在佛学院中应如何处理学与修的关系？师资队伍的薄弱和不稳定是目前佛学院面临的主要问题，请您谈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传印长老：应该肯定遍地开花是好事，质量不高的问题慢慢再解决。回顾1980年以前我们的佛教受到冲击，现在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佛教，才会呈现遍地开花的气象，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不可能一开头就有很高的要求。要说质量不高，这也很正常。因为我们的师资力量不够，尤其是佛学老师奇缺，其他学科的老师可以到社会上聘请，佛学老师则必须靠自己培养。身教重于言教，古语云：“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佛学老师不仅要有自己的学养，而且还必须有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都需要一定的年月，逐步提高，我本人也不例外。
　　学与修密不可分，学就是修，修就是学，如目、足并进，不可缺一。学是般若，是眼睛，修是施戒忍进禅诸法门，如足。光有眼睛，不肯走也不行；光有足没有眼睛，只能是盲修瞎炼。佛学院刚恢复时，曾经提出过“学修并重，以学为主”的口号，后来发现这样实际上是把学与修对立起来，是不对的，五届佛代会上，又重新提出了“学修并重，教书育人”的要求，从而强调了信仰、修持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
　　佛学院师资不稳定的问题非常突出，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大环境的影响。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建立佛教教育法规，建立稳定的教师队伍。以我愚见，我们应该参照国家的教育制度，制定出一套自己的教学大纲和计划，实行严格的教师资格审定、考评晋级制度。
　　我从日本回来后，很有信心，认为我们佛学院的教育在佛学上比国际同等院校水准是不差的，甚至或有超过。我们的佛学课程设置是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但是日本的基础学科比我们要扎实一些。因此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法规，规范佛教教育，关心师资队伍的巩固和发展。全国性的高级佛学院至少要有四、五所，这些佛学院的经费由全国统筹（上海、福建在这方面是有条件的）。中国佛学院目前在经费上的困难与培养人才的迫切需要就是一对尖锐的矛盾。
　　记者：目前的佛学院教育不被社会所承认，佛教界应如何争取被社会承认，如何使佛教教育更符合社会的需要？
　　传印长老：法从缘起，佛教教育要得到社会承认只能慢慢来，目前的佛学院教育既有一定的自主性，又有很大的随意性，今后应注意发挥自主性的积极作用，克服随意性的消极作用。佛学院是否得到社会承认并不是主要问题，事实证明社会是需要我们的，而且需求量还很大，尤其是在家居士中要求学佛的人日渐增多，凭我们现在的佛教院校实力根本满足不了。因此，我们应在国家政策允许下，依法努力办学。盛市佛协及各大寺院，有条件的，应多办短期的居士佛教学习班。
　　记者：如何确立佛学院的培养目标？能否请您对新世纪的佛教教育作些展望？
　　传印长老：早在80年代中期，在国务院宗教局（今国家宗教局）领导下，由中国佛教协会主持召开的汉语系佛教教育座谈会上，就已经确立了佛学院的培养目标，即全国实行初（寺庙）、中（各地佛协、大寺庙）、高（中国佛协）三级教学体制；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爱国爱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相当佛教学识具有较高造诣的僧青年队伍，并使他们逐渐成长为寺院管理、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往的栋梁之才。
　　新世纪的佛教大有可为。面对着改革开放的汹涌潮流，佛教应迎头赶上，积极吸纳高科技成果为弘扬佛法服务。要创办佛教大学，办一所还远远不够，日本有那么多佛教大学，我们中国至少要办两到三所，否则与我们泱泱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
　　我的设想是，西藏要有两所、云南一所、汉语系三所。同时新世纪的佛教教育应广开大门，不能将培养对象仅仅局限在出家青年，应根据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注意吸纳社会青年参加，以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到佛教教育，从而实现"净化人心，庄严世界"的理想，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