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佛教

　　成都是中国西部的一颗明珠，是四川盆地的乐土。伟大而充满智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把滔滔不绝来源于雪山的岷江水引来，千百年来灌溉、滋润着川西平原。
　　远在三四千年前，古蜀国先民拓荒垦殖，在川西平原先后创造出灿烂而神秘的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古蜀国文明具备完整的礼乐制度，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一个重要源头。
　　古蜀国具有虔诚、沉郁、神秘的宗教祭祀仪式。2006年6月10日，在金沙发掘出土了一件平行四边形玉璋，人们惊喜地发现上面刻画着古蜀国先民祭祀的一个典型场景：列成对称队形的先民跪坐、肩扛象牙，表达他们的宗教情感。
　　正是古蜀国文明积淀了如此丰厚的宗教情感，中国的道教诞生在这块土地上不是偶然的，来自西天的佛教在“天府之国”扎根成长，最终融于四川人民的信仰和日常生活中。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时，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东汉时期传入四川，进入成都。在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成都是长江上游佛教传播的中心和佛教活动的中心，创造了辉煌的佛教文化艺术成就，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他省相比较，蜀地成都佛教具有以下特点：
　　1、 历史悠久      寺院星布
　　根据传统历史文献，明确纪年记载佛教传入成都之始，为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当时，中原佛教领袖释道安认为中原纷乱，遂派遣弟子法和入蜀传播佛教。但是，当代的某些专家认为，佛教进入蜀地、成都的时间不会晚于东汉，其路线是“蜀－滇－缅甸－印度”的国际古道，即“南方丝绸之路”。在乐山、彭县、芦山、西昌等地的汉魏崖墓中，发现有浮雕佛像、白毫佛像、梵文符号等可以佐证。据传说和史籍记载，相传位于成都市区西北部的万佛寺创建于东汉延熹（158－167年）年间。郫县中寺、华阳白塔寺也始建于东汉时。
　　现存的成都市的名寺望刹无不具有久远的历史，且地位崇高。大慈寺是“震旦第一丛林”，唐宋时以寺区九十六院、阁殿塔厅堂廊房八千五百二十四间而傲视神州。昭觉寺是“川西第一丛林”，是宋朝大禅师圆悟克勤弘扬临济宗杨岐禅法的基地，至今仍被日本临济宗视为祖庭。成都龙泉驿石经寺是明初传播禅宗临济断桥禅法的中心，当代也同时成为金刚道场，成显密兼弘的圣地。文殊院、宝光寺雄踞长江流域四大禅林之列，倍受推崇。邛崃天台山全盛时有100多座寺院，“宗教法庭”更是引人侧目。铁像寺是近代能海上师开创的七个金刚道场中唯一的尼众道场。爱道堂是当代著名的比丘尼十方丛林，也是川西平原的佛教女信徒进行法事活动的中心。位处成都南方的峨眉山更是普贤道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有“银峨嵋”之美称。
　　2、 高僧辈出   垂范千秋
　　自从佛教传入成都，历代成都僧人便以心智、愿力为中国佛教做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隋至宋，政局稳定，社会安定，不似中原板荡。全国僧人纷纷入蜀避乱，成都佛教获得大发展。
　　禅宗产生以后，四川僧人的贡献更大，识者有言：“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而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   德山宣鉴、马祖道一、圭峰宗密、五祖法演、佛眼清远、圆悟克勤、雪窦重显、无准师范、破庵祖先、兰溪道隆、真歇清了、楚山绍琦、聚云吹万、破山海明等，或创新禅风，或开山立派，或发明禅法，或开创丛林，或中兴佛教，或播教异国，均彪炳史册。
　　有趣的是，成都是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很多外省、外国的僧人定居蓉城。前蜀时，著名诗僧禅月大师贯休在成都进入创作旺盛期，他是浙江人。瓦屋能光禅师，是日本国人，孟蜀时入蜀，居成都碧鸡坊三十余年。唐朝，来自新罗国王族的“金太子”无相浮海西渡到中国，入蜀资州（今四川资中）德纯寺礼“唐和尚”处寂禅师学南宗禅法，后居成都净众寺创净众派。其弟子无住又创无住禅派。保唐－无住禅派曾远传青藏高原，对吐蕃佛教发生影响。
　　3、 讲经成风      传教中心
　　自唐之清，成都是四川佛教的讲经中心和佛教理论传播中心，大慈寺又是这中心中之中心，宋时大慈寺各院开的长期讲座多达73个。许多外地僧人都到这里来听经学法，然后再出省“留学”。如唐初玄奘进蜀，到寺院听经试图解决理论难题。道因在成都讲《维摩诘经》，听众常常千人以上。唐代高僧知玄（俗姓陈，今四川洪雅人）被当时的镇蜀宰相杜元颖请到成都大慈寺普贤阁讲经，听经者每天达万余人，人称“陈菩萨”。
　　一种学说不同师法也能在成都并行不悖。南朝时，同时在成都宣讲《成实论》学说的是三个来自外地的僧人，阆中僧宝海在谢西寺讲说，阆中僧宝渊在罗天宫寺演说，资中僧智方居龙渊寺讲经。他们都是到梁朝京城金陵（今江苏南京）向成实大师学习过，然后回蜀开讲。
　　成都人语言发达，嘴上功夫厉害，或许佛教也有刺激作用吧。至今成都市民喜爱坐茶馆大摆龙门阵，也有高僧熏陶之功吧。
　　4、 艺文精妙      流芳百世
　　文采风流是成都文化的一个特点，成都僧人也不例外。宋朝圆悟克勤的《碧岩集》被日本禅林誉为“禅门第一经”，字字珠玑，禅味无穷，文字禅至此达致巅峰。清朝昭觉寺方丈丈雪通醉撰《锦江禅灯录》，这是禅宗灯录中唯一的省份灯录。成都居士也爱以护法身份撰写文章。隋代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宋代宰相张商英撰《护法论》，明代状元杨升庵撰《禅藻集》，为佛教有益人心、有助教化作宣传。
　　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品是成都出土的唐代梵文《陀罗尼经》。唐代碑版石经发现于成都都江堰灵岩寺，出土的石板上两面刻文，有《大般若经》《月灯三昧经》《灌顶经》等。
　　北宋开宝四年（971年），益州（成都）雕刻《大藏经》，至983年完成，共13万版，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藏经，也是第一部木版大藏经，史称“开宝藏”。版式整洁，雕刻精良，文字秀丽，对《高丽藏》、契丹藏、赵城金藏、日本春日版影响犹巨。
　　成都地区的寺塔建筑也有特色。建造于唐代的塔，至今尚存的有：彭县龙兴寺17级方型密檐式砖塔、新都宝光寺塔，邛崃大悲院石塔是宋朝修建的，塔身曲线优美，形制独特。现代修建的彭县龙兴舍利宝塔，仿印度佛陀伽耶塔，很有特点。成都新都宝光寺是四川保存最好的清代建筑群，其平面布局还保存有中国早期遗风，即成都佛教艺术发达，臻于极高的境界。宋齐时，名僧玄畅从荆州西行到成都大石寺，手画《金刚密迹》等十六神像。大慈寺上千堵壁画举世闻名，吴道子、卢楞伽、李升、黄筌父子等60多位一流画家均绘有精妙冠世的作品，代表中国唐宋时代绘画的最高水平。唐宋时，龙渊寺的壁画也非常有名。新津观音寺观音殿、毗卢殿至今存有明代成化四年（1468年）完成的壁画。今彭县涌泉寺大殿、新都龙藏寺、蒲江江沙河寺大殿都有明代壁画存留。成都壁画内容丰富，艺术价值高。
　　宝光寺罗汉堂577尊雕塑巧夺天工，扬名海内，是四川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塑像群。
　　四川的石刻造像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在宋代时期有最高水准的造像，如大足（现属重庆）宝鼎山、北山造像，安岳卧佛院、毗卢洞造像。成都蒲江龙拖湾的佛教石刻造像中，有西凉嘉兴元年（417年）的题记。这是成都地区所见纪年最早的石刻佛教造像。单个圆雕以成都西门外万佛寺（梁称安浦寺）遗址出土的最有名，总数达三百余件。邛崃石笋山、磐陀村、花置寺的唐代摩崖造像精美绝伦。
　　顺便提一句，在佛教造像的影响下，坚持焚香朝礼的道教在北周时期也转向镌刻造像，至隋唐而兴盛。

　　6、西南都会      佛事最盛
　　四川号为“天府之国”，经济繁荣，市场活跃，财物富裕，在唐代就有定评：天下繁侈，扬一益二。意为当时的江苏扬州、四川益州居于中国经济发达城市排行榜的的前两位。不仅如此，成都还是一座“佛化之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如此赞叹：“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盛。”佛教法事活动和民俗节庆活动相生共荣，这是成都佛教自古以来的一个著名特点。早在南朝，成都街头就流行“行像”（也称为“行城”或“巡城”），即用宝车载着佛像巡行城市街衢的宗教仪式。刘宋时某年佛诞日，成都行像，岷山通灵寺沙门邵硕在欢呼的人流中扮成狮子娱乐大众。唐宋时，大慈寺是成都游宴胜地，东君会、元宵节、端午节、乞巧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等，官吏、文人、平民游寺赏玩，有时佛教的法会同时举行，一派祥乐气氛。市场与寺院同处，也是成都佛教一大特色。夜市之风，至今尚存。
　　成都人崇拜圣物感情醇厚。梁武帝时，有僧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带来佛舍利，至今仍供养在宝光寺。著名唐代高僧、伟大的译经家、旅行家玄奘的顶骨舍利一份分到成都，后历经劫难，现存于文殊院。从印度、斯里兰卡等地传来的贝叶经也完整保存在宝光寺等庙子中。信徒表达虔诚最著名的作品有清代乾隆年间“血写经书”：用笔沾舌血写成《华严经》等共4部105卷（现藏文殊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得到落实，正常的拜佛活动受到法律保护，各种宗教法事活动和庙会逐渐恢复和趋于正常。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都佛教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佛教名山得到修葺和重修规划；佛教寺院不时得到重修或新建，布局更加合理；各级佛教组织设置健全；僧伽教育事业得到重视和发展；各种佛教文化社团健康发展；佛教对社会的慈济福利事业形成气候；海内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
　　当代的著名高僧遍能、宽霖、清定。隆莲等各领名刹，成都佛教的发展步入正轨。1983年，成都高新区石羊场铁像寺内，建成中国唯一培养比丘尼的宗教高等学府──四川尼众佛学院。2004年4月8日，千年名寺大慈寺恢复开放。
　　目前，到成都佛教名山、寺院朝圣的香客和观光的游客全年超过万，香火袅袅烦恼净，梵音轻响向善心，佛法得以弘扬，天府恍成净土。
　　成都地区文明悠久，物产丰富，经济腾飞，佛教信徒众多。国际玄奘讨论会在成都圆满召开，南亚、东南亚，还有其它几大洲的老朋新友飞临欢聚，重新唤起“南方丝绸之路”的美好回忆，随着成都向南方开辟贸易新通道的战略推进，佛教及其文化必将获得殊胜因缘，兴旺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