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9日：著名学者袁庭栋大慈寺品茶

　　袁庭栋，著名学者、资深巴蜀文化研究专家。1983年参与筹建“巴蜀书社”。著有《张献忠传论》、《殷墟卜辞研究·科技篇》、《巴蜀文化》等专著20余种。

　　昨日，老友袁庭栋打电话，说是约我喝茶。我就约他今天上午到大慈寺来。
　　今见面后，先是在禅茶堂品茶，然后到素餐厅吃斋。斋间，袁老师提出二个要求，一个是请我为他的新书《成都街巷志》配图片，另一是想见《巴蜀网》友张世光老师。

2010-1-9 14:09:42，张世光，袁庭栋亲切交谈

2010-1-9 14:11:08，张世光，袁庭栋亲切交谈

2010-1-9 15:17:33，张世光老师

图片摄影：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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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从1957年考上四川大学来到成都开始，袁庭栋就成了一个地道的成都人。数十年风雨之后，他对这座城市越发深爱，他曾经在一本书上写下这样的题记：“我爱成都，既是出于情感，也是出于理智。”这也成为他数十年醉心于成都文化研究和宣传的动力和原因。
　　“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作为一个已经很知名的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认为自己是在无奈之下走上“这条路”的。曾经的两次临危受命，把原来着力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袁庭栋推上了关注与研究成都文化之路。而他的家庭，也因此与成都文化的宣传有了剪不断的情结。

曾经天之骄子，却四度成“分子”
　　2009年8月1日下午，69岁的袁庭栋再次来到市文化馆的“成都故事·百家谈”，向200余名听众主讲《成都解放一席谈》。对于成都各类公众知识讲座的听众，袁庭栋既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一个很热心的“熟人”。之后，记者来到袁老位于城西的家里，在书房中聊了起来。
　　书房不大，但四壁都是塞满的书架，地上也横七竖八地堆满半人高的书籍。打开桌上的两部笔记本电脑，“桌面”上都是一幅小孩的照片。“这是我孙儿1岁的照片，现在都4岁了。”提起孙儿，袁老满眼慈爱，“我们家很普通的。老伴以前是教师，现在我们都退休了。我搞研究她管家，她有时也打打麻将，很自在。”说起自己和这个家庭60年来的风风雨雨，袁老已经很淡定。
　　袁老1940年12月生于绵竹，1957年考上四川大学来到成都。作为成绩优秀突出的大学本科生，新华社曾为其推出长篇报道。1962年，袁老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招考的研究生，“当时，全国仅招800名”，袁老回忆说。从大学开始，他因为各种运动而当了数次“分子”，入了两次非正式监狱，一次正式监狱，人生道路可谓坎坷。而妻子和女儿，也因此大受牵连。1969年，袁庭栋与妻子张兆美结婚，1972年，有了女儿袁沙。“那时候家里真的很苦，全家跟我受罪……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应该向前看，人的眼睛是长在前面的。

改革开放后第一本书，写巴蜀文化
　　风雨之后，终于见彩虹。文革结束后，袁庭栋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下班后钻研中国古代文化与巴蜀文化，于1981年推出第一本专著《张献忠传论》，迄今已经出版各种著作30几种，其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巴蜀文化、成都文化有关。
　　袁老告诉记者，自己之所以潜心研究巴蜀暨成都文化，完全缘自两次“临危受命”。198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其中包括一册《巴蜀文化》，可该出版社寻遍川内，竟然没能找到一个愿意承担编写任务的作者。就在那一年，袁庭栋临危受命，挺身而出，完成了《巴蜀文化》一书的编写工作，“连一个写自己文化的四川人都找不到了，未免贻笑大方了吧！”回忆起当时的焦急心态，袁庭栋依然很激动。1993年，这种尴尬情形再次出现。当时，全国重点工程《中华文化通志》在《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公开招募包括《巴蜀文化志》在内的各志作者，可是全成都竟然无一人“接招”《巴蜀文化志》。袁庭栋说：“都到最后一周了，我非常着急。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又一次接下这个任务。”《中华文化通志》出版后，荣获国家图书奖特别奖，成为国家领导人馈赠外国友人的珍贵礼物。
　　1994年，为了深入考察社会，袁庭栋不顾家人的担忧离开了单位，开始大量与社会接触，甚至到企业任职。“这让我成了一个比较有现实感的研究者。只有把成都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才能为成都的文化与经济建设作出一点真正的贡献。”

天伦之乐中，全家为成都文化尽力
　　正在厨房忙碌的老伴张兆美告诉记者，袁老早就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一劳累就疼。近些年来，为了让他省心和有时间休息，老伴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务事，“在家人眼里，他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自从搞上成都文化研究以来就从来没有歇过气。”女儿袁沙也说：“从我上小学起，就记得他每天晚上伏案工作，从来没带我去过公园。”
　　2004年，中央电视台来蓉拍摄专题片《天府的记忆》，在多位专家中选择了袁老作为总撰稿和历史文化顾问。为了宣传成都，袁老与编导组七易其稿，还带着摄制组到各个点位去拍摄。《天府的记忆》在央视与成都播出后，效果非常好，荣获了“五个一工程奖”，很多省市台都播过，成都台去年大地震后又一次重播。后来，《天府的记忆》图书出版，已经做了编辑的女儿，也参与了该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
　　从2005年开始，袁老连续努力四年，写出了有60多万文字和600多幅老照片的《成都街巷志》，将在今年国庆前出版。为了纪念成都解放60周年，今年袁老又在编写一部大型画册《征程──成都解放60周年图志》。“时间宝贵，趁现在还没有老年痴呆，尽快把脑壳中的东西倒出来，为成都作点实实在在的贡献，这就是自己的心愿。”
　　可以这样说，为了研究和宣传成都文化，袁老长年不辞辛苦，而家人因为支持他也付出了很多，张兆美说：“差不多一家人都在围着这些事转。”
　　“1994年，父亲还不会打字，他的《巴蜀文化志》全部由我录入电脑，也在其中学了很多知识。”袁沙认为，自己在父亲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他那种知识涉猎面广、更新快的学术精神，使父女间在思想沟通上没有任何问题，“为了写作，他50多岁学电脑，过了60岁又改打五笔，现在打字速度跟我差不多。”
　　为了不打扰父亲的研究工作，但又能方便照顾，女儿女婿在附近买了房单独居住，隔几天带着孩子回父母家一次。“现在比20多年前强多了，还能抽出时间，一家三代出去玩一玩，有时候还陪家人看看电视剧，呵呵。”说到现在一家人的生活，袁沙充满了温情。

　　大凡山雄岩秀、鸟鸣林幽之地，都坐落着大小的庙宇，所以有“天下名山僧尽占”的说法。然而，在古成都商肆林立的北门附近，并无秀美风景，却密密麻麻造起了几十家家庙宗祠，这到底是何缘故？
　　昨日，成都民俗专家袁庭栋老先生独辟蹊径，从小题材入手，为市民解密了成都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袁老先生的精彩讲述、诙谐话语令观众大呼过瘾，品尝了一盘丰盛的“2006成都故事”压轴大餐。

大修庙宇　原为笼络民心
　　“兴建家庙宗祠大都为拜神祭祖，但成都在清初大修庙宇却有想不到的用意！”昨日，袁老先生的一番开场白立刻提起了观众的兴趣。据袁老先生介绍，在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兵攻陷成都，控制全川。然而，由于成都久经战乱，人口锐减，清朝采取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扩充四川人口。
　　袁老先生称，由于移民太多，部分人就未分配到土地，产生了对统治者的不满。此外，再加上满汉习俗不同，民族矛盾有愈演愈烈之势。公元1688年，四川巡抚噶尔图偶然在一次祭祀中发现，汉族人根本不愿光临按满蒙习俗修建的庙宇，而喜欢自建庙祠进行拜祭。噶尔图从这个现象得到启发，在成都耗资修缮老关庙、小关庙、文庙等，大肆提倡礼教和忠孝节义，鼓励人民前往祭祀。“庙宇修好后，有效笼络了民心，减少了民族矛盾。”袁老先生诙谐地称，清朝统治者没想到的是，小小的庙宇竟成了宣传利器。

修得越多　官就升得越高
　　“令统治者没想到的是，修庙立祠还有另一番作用。”袁老先生讲道，因为庙宇修得多了，香火也日益鼎盛，周围逐渐吸引了人们建房立街，最后竟慢慢形成集市，大大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袁老先生举例称，有些围绕庙宇形成的集市还延续了数百年之久，有的在现代社会中还可见其踪影，比如日后演变成的城隍庙电器市场、小关庙羊肉一条街等，“这些不能不说有庙宇的作用”。
　　据袁老先生介绍，康熙中叶后，来成都视察的钦差们在北门视察，沿途耳闻梵音法号，眼见人流如织，无不对成都的繁荣赞不绝口。一位名叫张德地的官员因“建庙有功，勤政爱民”，一步步从五品知府升为四川二品巡抚，连升了七级！尝到修庙甜头后，成都的官员们纷纷将“建寺庙”作为升官的诀窍，庙修得越多，官就升得越高。从此，成都北门一带庙宇越修越多，挤在一团，最终成了全国的一道奇景。

两个关庙　祭祀关羽父子
　　随后，袁老先生又为观众列举了成都清初修建的庙祠。据他介绍，从北门梁家巷入城大道开始，沿途修筑有保佑风调雨顺的龙王庙及水母祠、祭祀诸葛亮的丞相祠、祭祀张飞的张飞庙、祭祀关羽的老关庙及武圣祠、供奉科举士子守护神的文昌祠等。到后来，庙越修越多，以至于能用于祭祀的庙都修得差不多了，统治者就绞尽脑汁想一些庙祠来修，于是就有人修建了小关庙来祭祀关羽之子关平等。
　　袁老先生还告诉观众，由于庙祠成了当地的“标志性”建筑，附近的街道也开始因庙宇而得名，比如文庙街、梵音祠街、文圣街、武圣街等。“虽然几乎所有庙宇现在都已不存在了，但一些街名还是沿用了下来。”袁老先生举例道，比如文庙街、小关庙、以及现在的文武路（文圣街和武圣街合并得名）等，这些街道名也见证了成都北门一带庙宇昔日的辉煌和繁盛。

日期:2006-12-31 新闻来源:成都日报

袁老师的成都话听起来多巴适的。呵呵。

我们故爹原来是这样的人哦。嘿嘿

高手啊，不过能把这些零散琐碎的东西说的头头是道，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啊。今天逛书城看到袁老的《成都街巷志》虽然180元有点贵还是买了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