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楼宇烈：下一世纪应实现我们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化
编者按：当下的媒体和公众似乎总是寄希望于拿取专家学者现成的意见和观点，犹如闯进思想库中直接挑一件件适手的工具。然而，面对一个人文学者，忽视其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和思想产生的时空条件，可能无助于对其言说要旨真正的贯通领会，更无法体味他们为学做人的涵养功夫。基于此，我们在访问著名学者楼宇烈教授时，希望能够更多地在其学术生涯、人生经验的娓娓讲述中，把握这位智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思考。楼宇烈，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论著有：《王弼集校释》、《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与《温故知新：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等。
为学之路 从原典读起
记者：在公众眼中，您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家，又是传统文化的积极倡导者，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使得您走上中国文化的研究道路？
楼宇烈：我从小学起就喜欢中国的诗词，总感觉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值得不断地吟咏体会，不像一般的白话文章，意思了解后就不想再去反复体味了，所以渐渐地对中国哲学的兴趣也浓厚了。进入大学时，国学传统断了，入门的东西也没了，所以我特别注重原始的史料，到处找书看。当时宣扬人民公社生老病死全包的共产主义，我还提出疑问，如果全包了，没有零花钱，我们读书人怎么买书？结果很长一段时间被批成“走白专路线”。
大学最后一年，要搞科学上的“大跃进”，我们年级的任务就是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哲学史。大家觉得我是个做资料的，就让我跑档案馆，跑旧书店找书，我收集了大量当时被禁的资料，尤其是近代的，很可惜这么全的资料“文革”时下落不明。在我看来，近代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交锋最频繁的时期之一，另外两个是先秦、魏晋。我想如果从中间的魏晋入手就能更好的理解其他两个时期。
毕业留校后不久，我遇到了一个宝贵的机遇，进入了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国哲学史》编写组。我被分配整理资料，守着那么大一个书库，可以看到从古到今的很多经典文献，于是便开始着手魏晋玄学的研究了。但我发现，玄学家的资料都没有好好整理，非常散乱。于是我考虑如果从正始玄学第一位的王弼入手，通过典籍的整理校释，那么可以给自己的哲学史研究打下一个好的基础，而且我大学时靠旁听加自学，掌握了一些传统的音韵训诂的小学功夫，以及版本、目录、校勘这些现代文献学知识，这些都是研究古典文化的基础，因此我也想在王弼身上做系统的实践。这些工作得到了很多前辈的肯定，到1963年，《王弼集校释》完成了初稿。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后来我也要求我的学生须从原典入手，最好能够点校注释一本古书，哪怕是一篇古文，这个对自己的训练有很好的作用。
当时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也发生变化，开始批评厚古薄今，然后是“四清”“文革”，不停地下厂、下乡，在江西鲤鱼洲下放时除了99%的毛癣1%的马列，就只能读《新华字典》了。不过社会的“无字之书”读了不少，也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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